（七年下）备参：邓稼先资料

（配合七年级下《邓稼先》）
   一、生平简介
   　　邓稼先(1924—1986年)中国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平，16岁随其姐来到四川江津念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应聘于北大物理系任教。1948年到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念研究生，被选入“留美科协”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到祖国。1950年8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回国轮船。1950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历任研究所付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付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付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付主任，是我国核武器理论与技术的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院学部委员。
   　　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
   　二、科学贡献
   　　邓稼先是我国两弹元勋，由于保密原因，不能一一列举他亲自领导和参加的各个核装置或产品型号的名称，也不便列出全部科研成果目录，只能摘要列举几例。
   　　他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既阐述了流体力学、爆轰物理、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有关基本理论，又详细描述了原子弹物理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图象，并对其中的物理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诸如球面爆轰波理论，冲击波与金属的相互作用，冲击波的聚焦和不稳定性，核材料压缩度的粗估方法，裂变系统深燃耗的解析表达式等等。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又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由于保密原因，国外不发表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国内还不具备实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指导科研人员从已经发表的其他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推出了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同时，他又对托马斯──费米(Thomas-Fermi)理论作了修正，求出极高压下的核材料状态方程，并且巧妙地与低压区状态方程连接，给出了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需要。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但终因工作任务过于繁忙，再加上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只写了开头几章就辍笔，未能全部写成。
   　三、趣闻轶事
   　　1．顶住重重压力，为核试验呕心沥血
   　　1959年后，苏联毁约停援，我国又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在既无图纸又无资料的艰苦条件下，我国开始了自己的核武器研究。邓稼先组织理论队伍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用的是几台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先后共进行了九次试验，就这样迈开了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
   　　正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集中力量对氢弹原理攻关之时，十年动乱开始，邓稼先以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把日益分裂、进行派别斗争的科研人员组织在一起，在“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口号的激励下，争分夺秒地投入研制氢弹的最后战斗，这时他的家庭受到极大冲击，但他没有为家庭不幸遭遇所压倒，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仍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为早日研制成氢弹而四处奔波。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人利用连续三次冷试验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技术问题，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向理论部进行批判围攻。作为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如果在技术上说一句违心的话，他本人也许会暂时得到解脱，但很多无辜同事就将被问罪，技术问题可能被歪曲，被掩盖，给核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他不管个人安危顶住了种种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又保护了一大批科技骨干，避免了重大损失。终于在1966年底，进行了突破氢弹原理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2．为了祖国强盛，甘当无名英雄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冲破阻力回国参加建设；他中止了已有相当成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隐姓埋名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事业。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3．深切的悼念，崇高的评价
   　　他的挚友、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给许鹿希(邓稼先的妻子)的慰问信中写道：“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他说：“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在邓稼先的追悼会上说：“邓稼先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我首枚原子弹爆炸始末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时光飞逝了40年，回顾以往，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赫鲁晓夫翻脸给中国制造原子弹燃起了自力更生之火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
   　　五年之后，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十分巧合，卡中国人脖子的赫鲁晓夫也在同时被他的同伴发动的政变赶下了台。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突破了
   　　美国人在1954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作同步聚焦。
   　　中国科技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地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被突破了。
   　　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
   　　铀235研制过程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筛选，一步一步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具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周恩来等人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
   　　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究竟怎样才会起爆？研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要对中国扔原子弹
   　　在过去的历史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扔原子弹，这是有案可查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发动猛烈进攻，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溃逃了400多公里，麦克阿瑟紧急报告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这位曾经下令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总统，产生了可怕而危险的念头，并很快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对新闻记者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挽回朝鲜战局。”
   　　这条带有爆炸性的新闻震动全世界，引起西欧各国的恐慌，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飞往华盛顿，会见杜鲁门，陈述利害。杜鲁门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威胁才缩了回去。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美国的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1953年春季，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了冲绳岛。根据30年后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这位总统确实下令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同年5月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露骨地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据美国现在解密的档案证实，1955年3月10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3月15日，杜勒斯对新闻界宣布“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
   　　美国当权者虽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却迟迟不敢按下核按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苏结盟，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对他们有很大的遏制作用。现在看来，中国决心研制核武器，在当时和今天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高102米。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多么困难、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人心弦的10秒，就在这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还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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