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故事鲁迅：也谈鲁迅之不可否定

文/乔文超

自去年“新生代”作家提出“断裂”说后，鲁迅一直成为文学界一个热点话题。针对韩兵、葛红兵、王朔等人对鲁迅提出的批评，文坛很快有了回声。不少人在文章中，对一些青年的历史虚无主义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捍卫鲁迅”之声，又一次响起。

《南方周末》曾发表了鄢烈山《金元宝殿上的表演》一文，认为王朔对鲁迅的态度，有痞子话语霸权扩张之态。林贤治在《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中则指出：像鲁迅这样一个生前毫无自由权利可言，顶多配写“伪自由书”的人，今天怎么竟沦为自由的死敌？与此同时，北京一些媒体也针对贬损鲁迅形象的文章，发表了各类看法。有学者认为，现在一些青年对鲁迅的态度，表现了一种对历史的无知。这是大众文化时代世俗力量抢战表达空间的必然。不过，一些学者对“捍卫鲁迅”的姿态提出了疑问。5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人们在认真地讨论贬损鲁迅思潮的成因时，也对鲁迅研究本身，提出了反思。北京大学孙玉石 先生提出了这样几个看法：其一，研究者们过去谈鲁迅时，有时把话说得过于完满，这样会让青年反感；其二，鲁迅研究曾被认为是造神运动。我们反对话语霸权，反而被别人认为是话语霸权。研究中超越鲁迅本身的过头话语，无形中推动了对鲁迅的神话。对鲁迅的研究，仅仅以“捍卫鲁迅”的形象出现文坛上，似乎对那些青年学者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鲁迅似以成为文化时空中的公众行象，任何人均可以发表看法，但关键要有科学求实精神，以及常识的普及；评价任何人尤其是鲁迅这样的人物，怎么也不能撇开现实，即他所生活的社会，否则批评就没有任何意义。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人们都发现了这个奇迹：鲁迅写的小说作品最少，但影响最大。他不像我们时下的一些作家产生恐慌：没有巨制，算不得大家。他就是凭着一本不厚的中短篇小说集，高踞在现代中国小说的峰巅，他也没受惠于任何市场炒作，也没有像现在一些作家那样将小说马上嫁接到电视和电影上，何故？假如从文化角度来看，这奇迹也就一目了然了，那就是他的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国民性批判。

可以说鲁迅是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来看社会、观察生活的，他的眼睛死死盯在人的身上，他从这文化视角看下去，不只看到社会文化形态，更是一直看到人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并给以一种独创：将这文化心理，铸造成一种文化性格，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物来；这种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人物，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他这种人物的个性性格，全是中国国民共有的劣根性。他是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写的。这就使得他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比如阿Q，在现实生活中绝对没有这种人物存在，但在他身上却能找到我们每个人的某一部分的影子。这一点并不是随便哪一个作家就可以做到，没有深刻的思想和认识的深邃是绝不可能为的，王朔们绝对是没有看到这一伟大和了不起，在评价鲁迅的方法上出了问题，简单的把阿Q和祥林嫂做机械对比，而不知道文学典型有不同的类型，祥林嫂的非常社会化，而不同于阿Q的高度凝聚化、高度的概括化。这种批评只能说明王朔们在文学赏析方面的理论盲点，此种批评只能是一种时尚化的文化酷评、文化摇滚，是一种情绪的无意义的宣泄，而算不得学术见解。

鲁迅的这种将文化心理铸造成文化性格，一种非常的人物的方法，在之前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先例。鲁迅是第一个创造性的使用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感受、认识、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后升华出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来的。但他的小说人物又不完全是这种“文化人”。比如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虽具有世纪初中国人的某些集体性格特征，但还不是纯粹的“文化人”。阿Q则是鲁迅自觉创造的最为典型的无疑也是最成功的这种“文化人”的形象。其实，在鲁迅的杂文中也有这种潜在的“文化性格”的出现，比如《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等。这些人物所具有的深刻的认识价值，使我们一下子找到了中国社会痼疾最本质的缘故。同时，这种极其独特的审美形象，自然就穿过那种司空见惯的平庸的文学平面异彩缤纷地跳到中国小说的人物舞台之上。

所以说，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事业，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鲁迅的这种“文化人”，不是真实的而是逼真的，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深层的表现，它就是悟性的发现更是理性的创造。它写出来是专供“批判”的，而这批判为了唤起国民的自省。拿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始终很明白，做得更明白，他像法官一样异常清醒，始终瞪着眼看世界，瞪着眼写他的小说。

鲁迅是充满责任的作家。时下的人们已经不再多提责任这两个字了。其实责任就是良心，就是使命感。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讲：“天才区别于常人的不是智力，不是勤奋，而是一种使命感。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使命感究竟是什么，但是却始终存在并且也常常出其不意地叮咛他，折磨他。这是一种责任心，不仅仅是对他人，对人类，而且是对自己的生命的责任心。”或许周国平正是从鲁迅的身上得到启示才讲了这些话的。的确，鲁迅是个充满良心的作家。他压给自己的使命是剪断古老的精神锁链，唤醒世人迟钝的心，催动国民的自审和自奋。这单从鲁迅的生平就可以看到。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他过早地承担了不幸。少年时，喜好野史笔记，爱好民间艺术；常随母到乡下省亲，得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特别是祖父的科场案和父亲的病故，使他沦为“乞食者”，为世人所遗弃。这段“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人生转折对鲁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由此，他获得了对社会的不满，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转而学习西方文化和一些思想。在南京，他接触了自然科学，开始研究赫胥黎、达尔文，直到去日本学医，也带有对中国传统中医的否定和探求救国救民的愿望。期中他积极参加了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假如光复会，渐渐认识了到学医并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因为医学并不能改变国民愚昧麻木的精神。“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这就使他作出了人生极其重要的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这种人生选择，无疑是一种作为华夏子民良心的选择，也是使命感“出其不意地叮咛他，折磨他”，之后的金心异催促他写小说和关于“铁屋子”的争论依然是使命感在心里的活动，革命高涨时的《呐喊》助威，革命失败后的《彷徨》寂寞，也仍然是使命感的作为。当然，鲁迅的认识和作为也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紧跟着社会的发展的，他要唤醒民众，但并不是直接对着民众的，而是比较高层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去影响一般知识分子，最后再影响民众，因为让民众直接看《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也许是看不懂的。这也说明鲁迅肩上的责任促使他思考和探究的绝非是简单的问题，而是属于伟人才能思虑的救国救民之策，比如《药》《阿Q正传》《风波》等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已远远超出了文人或一般作家的视野，也更不可能是当今一些青年作家所能仰视的，更何况是一些文化痞子了。

正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鲁迅再三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弃医从文以后，似乎就看不出他想以什么来“立身”凭什么来“名就”。提倡文艺未果，他就寄居北京抄古碑，似乎也没有想过做什么“家”，而不像现在有些写了几篇小说的人就思谋起文学史上的排位次。鲁迅虽然以文艺改变国民性的志向不可谓不宏大，但毕竟不是那种“经国之大业”，只是一项精神使命，且由个体生命独立承担。之后，新文化运动勃兴，他坚持提倡“思想革命”，其实无非延续从前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旧梦。当写作成为专业以后，他依然不改“业余者”的身份，而以社会为念；文学于他并非一门技艺，而是批判的武器，说是反抗的武器也许更确切些。鲁迅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张言的社会公民，而且是独立的。他说的是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任何别人命令他说的话；他说话的方式是他自己觉得满意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让别人满意的方式。越到他的战斗后期，战斗越是激烈，他便多的采用杂文这把短剑，奋臂而上，并没有思量自己是文学家，而必须只能采用小说、散文来发言，也没有思考自己目前和以后将在文学史的地位，或因被人特别是后人指斥只凭几篇小说难以戴上文学桂冠而放弃或中止杂文的战斗，这是为什么呢？恰好是他身上的使命感和至上的良心。鲁迅只认为自己是普普通通的公民，说话也不必严肃，也不必规规矩矩，也不必像一些“官”那样打官腔，摆官架子，一脸正经。好斗的鲁迅，自然采用便于战斗的武器，与敌人进行了“韧”的战斗。他关注着社会的安定、自由、发展，以普通的公民身份为普通的民众代言。中国知识分子好重视什么观点、什么方法、什么派、什么流，受了什么大人物的点化影响，得了什么机构的褒贬，但我们以为，鲁迅的这种说话方式更重要，他拥有了民众，民众也拥有了自己的“民魂”。鲁迅的著作至少能使我们感受到这种属于“民魂”的东西，别人的著作里也有，但总不像鲁迅这么强烈，这么鲜明。王朔们看不到这些真正珍贵的东西，因为他们撇开社会时代特征以及时代的使命感，而更多的是看到鲁迅的“神圣”对自己的压抑和“妨碍”，看不到鲁迅的硬骨头气节、探求救国救民的精神，而只是撇开背景研读鲁迅的小说，带着情绪的宣泄、历史的虚无，又怎能看出历史的鲁迅呢？

王富仁教授说研究鲁迅，要注意两个鲁迅，一个是作为民族伟人的鲁迅，一是作为民族大家庭中普通一员的鲁迅。作为一个民族伟人，鲁迅是我们的“民族魂”，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鲁迅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因而他在各方面均有优点又有缺点。不能借现实生活中的鲁迅的缺点来攻击、诽谤作为一个民族伟人的鲁迅，否则，就会消解作为一个民族伟人的鲁迅，进而消解民族进取的精神和力量。这一看法也有似于郁达夫的观点：没有文化伟人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伟人而不知拥护、爱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此，面对青年的无知的批判鲁迅，要注意客观的研究历史，不要割断历史，应该说鲁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至于青年的过激的情绪，应加予引导。不过，通过这些争论、挑战，能促使我们更进一步加强鲁迅研究的建设，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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